论余靖风采与《从政六箴》（摘自：《韶关大学学报》）

　　二、公，即公正

　　公箴曰：“厥初生民，罔有纪极。群居杂处，斗智竞力。乃建官司，分其曲直。所以衡鉴，所以纠墨。抱公绝私，是为率职。惟柔惟佞，腹心之病。惟端惟方，政化之纲。”[1]（P535）余靖认为社会上的各种纠纷非常之多，所以才设立政府来分是非曲直，作为官吏只有公正无私，才能做好本职之作，才能维护政府权威。

　　余靖为官抱公绝私，从不为个人安危、荣辱考虑，而是从国家、人民的利益出发。这样才能做到公正无偏。

　　在宋仁宗景祐三年，礼部员外郎范仲淹针对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的行径，上《百官图》给皇帝，指出宰相吕夷简误国误民。后又写成《帝王好尚》、《任贤任能》、《近名》、《推委》上呈皇帝，其意切中时弊，暗示国家将会坏在吕夷简手上。这样，引起吕氏的忌恨，吕竟反诬范仲淹越职言事，离间君臣，引用朋党。仁宗听信谗言，把范仲淹贬为饶州知州。在保守派得势的情况下，虽有人同情范仲淹的遭遇，但人人缄口避祸，连谏官御史都不敢说话。时任集贤院校理的余靖，目睹此状，不畏权贵，不畏株连，挺身而出，仗义执言，大胆上疏论救：“仲淹秉朴忠之心，怀直谏之节，不识忌讳，有可矜悯。观其临事不苟，言必忤上，竭忠奉国，夫岂私其身哉。”[1]（P642）余靖不仅为范仲淹打抱不平，还敢于犯颜直指仁宗皇帝的失误：“陛下自亲政已来，三逐言事者矣，恐钳天下之口，不可不谨！伏望陛下以舜察迩言为念，不以诽谤而加罪，追改前命，无重过举，则天下幸甚。”[1]（643）当时，余靖还不是谏官，只是一个小小的集贤校理，他明知自己官位卑微，又在仁宗大怒之时越职言事，说不定会遭致杀身之祸，但他以国事为重，置生死于度外，慷慨陈词“臣故抵罪妄，辄有开陈者，怀忠事君，不敢自爱，万一益国，死无所恨。”[1]（642）结果，忠言逆耳，仁宗皇帝恼羞成怒，将忠心耿耿的余靖贬至偏僻的筠州为酒税小吏。

　　虽然有过此次教训，但余靖凡事仍以国家为重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不避奸邪，不畏权贵，秉公直言。庆历三年七月，余靖会同欧阳修等谏官，咸言“举正懦默不称职，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才，不宜局在兵府。愿罢举正，以仲淹代之。”[1]（P665）仁宗接受余靖等人的建议，罢免王举正，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。范仲淹的上台，对保守派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，为推行新政铺平了道路。余靖还多次上疏，奏劾那些不称职的官吏。他指出户部判官、工部郎中王球疾不任事，于是王球被仁宗诏罢怀州；又揭露监察御史刘元瑜奸邪，贿赂升官，结果刘元瑜也被罢免。对于那些依托裙带关系晋官授爵而又无能的人，尤其指斥。张尧佐是仁宗爱妃的世父，迁擢甚快，一日中除宣徽、节度、景灵、群牧四使。余靖并不因为张尧佐受宠而畏惧，直言尧佐识见浅近，不应升官太速，以免贻害国家。

　　欧阳修称赞他“感激备励，遇事辄言，无所回避。奸佞权幸，屏息畏之。”[2]（P166）与此同时，余靖还举荐一批有才识、有革新思想的人到要职上任事。仁宗对他非常赏识，多次采纳他的意见，并称赞他“刚气不折，屡进直言，以补予阙”（余国屏《余忠襄公年谱》），亲赐五品官服，以示嘉奖。

　　三、勤，即勤勉

　　余靖认为“怠则废职，勤则政宣”[1]（P535）。他为官数十载，不论是在重用得志时，还是在被贬任上，都能忠于职守，勤政爱民，兢兢业业，为国分忧。

　　庆历四年，是余靖兼职最多之时：除了继续担任右正言，还兼任集贤校理、知谏院、同判太常礼院、同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、兼史馆修撰、权同判吏部流内诠。就在这一年，“余靖写了近百篇制诰，并同修起居注。而于谏诤之职，则更为尽心尽力。以现存奏议来看：几乎每月都有，极少间断。其中：三月六章，四月五章，五月三章，六月十章，七月二章，八月、九月、十二月各一章，十一月五章；还有二章，可断在本年。”[1]（P34）现存余靖在庆历年间的奏议，总计有59篇。他时时上达民意，补救阙失，分辨邪正，裨赞朝纲，其建议屡次被仁宗所采纳。

　　在他知天命之年，因僮族首领侬智高造反，带兵沿西江东下攻打广州，到处烧杀抢掠，弄得田野荒芜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民不聊生。在朝廷忧之、君臣为之旰食的危难时刻，余靖作为一个年过半百而又素不知兵的文臣，两度领兵奔赴前线，回旋于瘴疠弥漫的丛山峻岭之中，“这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，许多人是不愿、不敢并且是不屑去做的”[1]（P77）。甚至在平定了叛乱，而没有得到什么封赐的情况下，还到处劳碌奔波，留守广西，从事战后治理的艰辛工作。

　　余靖不仅勤政，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，而且勤于治学，还是一个有很高造诣的学者、诗人。他自幼接受师训，勤奋好学，博闻强记，尤以文学著称乡里。他曾自云：“偶自童观，即亲儒术。寻师千里，备历险艰，志学十年，乃得称第。”[1]（P432）余靖读书不以儒家经典为限，“至于史记、杂家小说、阴阳律历，外暨浮屠、老子之书，无所不通。”[2]（P165）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宋仁宗景祐元年，余靖被晋升为秘书丞，他早年勤奋治学所获得的丰富知识，很快使他崭露头角。他翻阅了王室大量的古籍，发现前代的史书有许多差错。于是，多次上书皇帝，建议校勘。宋仁宗便命他与国子监直讲王诛在崇文院共同校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后汉书》三部典籍。余靖埋头于史籍，日夜不辍，一年后“新校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，新校《前汉书》一百卷，新校《后汉书》九十卷”[1]（P79），并在校对的基础上，写出《三史刊误》四十五卷。由于余靖在秘书丞任内，成绩显著，未满三年就被仁宗擢升为集贤校理。

　　除编纂史书外，余靖的许多著述、奏议、诗文均有很高的造诣，深得朝野嘉许，在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、科技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遗产。据记载，余靖著有《谏草》五卷、《三史刊误》四十五卷、《庆历正旦国信语录》一卷、《契丹官仪》，又曾参与编修《祖宗故事》、《太常新礼》等。另有后人所辑余靖文集《武溪集》二十卷。清人称赞《武溪集》道：“绩其生平树立，要不失为名臣。”[4]（P1311）并对余靖的文章给予中肯评价，“以方驾欧、梅固为不足，要于北宋诸人之中，固亦自成一队也。”[4]（P1311）余靖的诗虽不多，被编入《武溪集》的虽只135首，但评价甚高。《粤东诗海》评其诗“骨格清苍，吾粤宋诗无出其右”；《宋诗钞》认为他的诗“坚炼有法”，《岭南诗存》赞余靖的诗“清婉”。《岭南历代诗选》谓余靖五言诗“颇受张九龄影响，幽深清劲，有骚雅之遗音。”

　　四、明，即明察（转　下一页...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