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余靖风采与《从政六箴》（摘自：《韶关大学学报》）

　　四、明，即明察

　　余靖认为为官必须明察，因为“区区强弱，茫茫真伪，巧诈千端，奸邪万计。”“轩铜照胆，不将不迎。尔妍尔丑，安能循形。”[1]（P536）他始终明察忠奸，举荐贤才，罢黜贪官、庸官。

　　余靖把人才的选用置于改革的首位。他认为首先要选择能人贤者，才能修养法度，使百废俱兴。“京城择诸司之长，边鄙择将帅之才，牧民选循良之吏，”[1]（P685）如此则“兵农刑政，庶职皆修矣。”[1]（P685）宋朝官冗耗费，职分不明，互相推诿，贤者无权任事。荐举布衣李觏一事，足见余靖识才爱才的独到眼光。李觏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。他从小俊辩能文，举茂才异等不中，便在家乡授教，名声颇大。天圣八年，余靖以将作监丞知新建，其时李觏只是南城布衣草民，余靖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，可惜处于偏僻之地，无法施展才华，后上“荐李觏状”，以表其惜才之心。余靖称赞他“博学通识，包括古今，潜心著书，研极治乱。江南儒士，共所师法”[1]（P740），只可惜“有此寒俊，淹在草莱，”“独未蒙用，伏乞朝廷特与召试，以广得贤之路。”[1]（P741）李觏是庆历新政拥护者，主要是在理论上支持新政，他在《富国论》、《安民策》、《庆历民言》、《平士书》、《强兵策》等文章，系统的论述了关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方面的思想。他的理论，对庆历新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　　余靖不仅爱才识才，更重要的是正确地辩明各种人才的长短，合理使用人才，扬其长而避其短。《乞韩琦兼领大帅镇秦州》，是余靖在庆历二年所上的奏章。当时原知渭州的龙图阁直学士、吏部员外郎文彦博徙知秦州，韩琦则同范仲淹经略泾原路。余靖认为这样措置不宜，提出应该以韩琦知秦州，文彦博虽有才干，但他新到边城，与将士不熟，没有建立威望。而韩琦原知秦州，士卒信服，又数年在边疆。余靖分析了文彦博不适合统领秦州，而以韩琦之才，知秦州才合适。他指出“急遣韩琦兼领大帅，归镇秦州。增兵故关，以扼冲要。”[1]（P648）

　　余靖对于有才干者极力举荐，对于不称职的官员则不留情面地贬斥。他多次上疏劾罢枢密使夏竦、参知政事王举正、户部判官王球、太常博士茹孝标，制止边帅狄青及故相之子三司判官吕公弼晋升太速，并点名批评了大学士章得象与宰相晏殊无所作为。

　　余靖是一个不尚空谈的政治家，除为国举荐贤能贬责奸佞外，更多的是为国家政务出谋献策，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，殚精竭虑地对国家的大政方针、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方略。通览现存余靖的奏议，不难看到内有“备灾之术”、“御国之要”、“安民之术”、“经国之要”、“救患之方”、“招抚之术”、“斗二敌之策”一类内容。由于这些方略切中时弊，符合实际，所以，大多数为仁宗所采纳，从而对强国兴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　　五、和，即宽容

　　余靖认为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凌上忽下，于义何如？刚而又方失乎正，柔而又圆近乎佞。济之中和，可以从事。”[1]（P536）和箴有着深刻的内涵，在余靖身上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他治政宽容，即仁政的思想。因为庆历年间灾荒四起，“西戎不宾，契丹持强，人心动摇，战守不足，而军需百物，皆出于民”[1]（P669）。宋朝形势如此严峻，本应固其本而节其用，但“残忍之吏，朝索暮办，炉锤之声，遍于天下。”[1]（P669）余靖很反对这种做法，他认为应急之方，不是勤取于民，而是“宽租赋”，既然农产有歉，就应量民力而取之，这样国家可以有部分收入，民众亦不会穷困至极，无以生存。倘若不量民力加收租赋，百姓自然“不堪其求，必致流亡之患，则永失常赋矣。”[1]（P659）衣食不足，就难保民不为“盗贼”了。

　　余靖充分认识到，人民聚而为“盗”，揭竿起义，是官逼民反的结果。倘若是“民足于财，则安其居而怀其生。虽驱之为盗，必不肯去安而就危也。”[1]（P669）他一向坚持从根本上解决致乱之源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。余靖要朝廷重视发展生产，让百姓有耕有食，使“男耕于野，女蚕于家”，“民稍苏息，才不犯于禁”。否则：“衣食不足，虽尧舜在上，不能使民不为盗。”[1]（P659）至于如何“量民力”，他认为朝廷必须掌握好征收的准则，搞好粮食储备。“古者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蓄；九年耕，必有三年之蓄。无三年之蓄，曰国非其国。故虽尧水汤旱，民无菜色者，有备灾之术也。农收有限，当量民力而取之”[1]（P658）。如果“民有积蓄，能自充足，则邻里亲戚共相守卫，不肯弃起安逸以就死。若朝廷略加存抚，则不失其所。”[1]（P671）

　　照此看来，余靖仁政思想的内涵显而易见，就是“中外之政，安民为本”[1]（P669），就是要体恤黎民百姓，“厚农桑”、“宽民力”，给民以生路，同时还要“去冗兵，惜冗费，谨山海之禁，则国用足矣。”[1]（P685）宋朝军队兵士之多，以致造成冗兵之势。据统计：仁宗朝军队总额已达125.9万人，养兵费用激增。“数年以来，点兵不绝，诸路之民，半为兵矣。”[2]（P314）冗费在仁宗年额为突出，冗费主要由于官冗、兵冗、宫廷奢侈、观庙施舍及“岁币”形成的。余靖主张去冗兵费，把社会财富用于对国家、对百姓有利的方面。这样，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饥荒，消除内乱。

　　对于已经出现的“内乱”，历来的封建统治阶级大多主张野蛮的高压政策，余靖却不赞成这样做。他认为应以安抚为主，“与其胜之，不若安之。”[1]（P694）就湖南等地少数民族起义之事，特别提到安抚问题。他指出“蛮贼骚动”的原因，主要是“朝廷中外措置乖错”[1]（P695），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抚恤不够。庆历四年荆湖路有农民起义，前去镇压的官兵封锁山周围二十里，禁止农民耕种，而这一带千里皆山，若全部封锁，贫户甚至中等之户平日又少积蓄，一旦失去耕作自由，温饱不保，必然驱民为盗。余靖奏请皇上“疾速出榜告谕人户，并令依旧任便耕种”[1]（P681）。对于已经聚集的叛民“宜遣谋智循良之吏，单车独往，谕以祸福逆顺之理，宣以恩信而招抚之。示之生路，则众可溃散，贼焰宜熄矣。”[1]（P694）余靖仕宦生涯的最后10年就在镇抚南疆度过的。他充分发挥了儒家仁治思想，平定了侬智高的叛乱，解决了交趾犯边之事，医治了战争的创伤，使被侬智高叛军破坏的城乡又逐渐繁荣起来。仁宗皇帝在《答诏》中称赞余靖此番功绩：“以卿策虑无遗，忠义有素，文理足以绥众，武备足以折冲，进居丞辖之重，付畀方面之寄，必能宣明威信，联庶几无南顾之忧矣。”

　　六、慎，即慎重（转　下一页...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