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余靖风采与《从政六箴》（摘自：《韶关大学学报》）

发表时间：2020-03-08 23:36作者：罗韬　成华青来源：《韶关大学学报》

　　六、慎，即慎重

　　余靖认为从政必须慎重。因为“太行之险，摧舟折辕，龙门之浚，舟沉揖翻。危乎官路，逾兹阻艰。”[1]（P537）所以要“动而三思，静当有虑。俭则易足，谦则无忤。”[1]（P537）他为人处事的作风严谨，生活节俭，虚怀若谷，从不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。如前面所述，他两袖清风，以清廉朴素名重朝野。

　　在庆历年间，守旧派与革新派斗争异常激烈。由于余靖为官慎重，曾被他奏劾过的监察御史刘元瑜等人，只找到余靖出使辽国，用契丹语写诗的借口，“有失使者体，”把他贬出京城，降任吉州（今江西吉安）知州。其实，余靖出使辽国，使得“戎盟两就”，“国体获伸”[1]（P428），这本来应该记功行赏的政绩反而成为“欲加之罪”的借口。

　　余靖从政慎重还表现在对待宋与辽、西夏的三国关系的国家大政方针上。

　　北宋建国初期，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多次进犯宋境，宋军屡战屡败。景祐四年，依附辽国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，因而引起西夏与宋之间的战争，宋兵亦败北。为了扭转宋朝不利的局面，余靖认为应让辽国与西夏互相牵制，避免二境受敌。庆历四年，辽兴宗征西夏，元昊担心两面受敌，便向宋称臣。而辽国则威胁宋与西夏绝交，使西夏孤立。当时宋朝内部意见纷纭，有的主张接受辽兴宗的要求，与西夏断交；有的则主张如果西夏能向辽请罪，应允许它向宋称臣。余靖认为两种意见都过于轻率，不够慎重。因为“徇北虏而绝西戎，亦有兵祸；纳西戎而违北虏，亦有兵祸。二虏连谋，其为矛盾之势。北人才去，西人必来，拒纳之间，动皆有碍。”[1]（P718）因此必须慎重处之，“逊词以谢北虏（辽国），缓词以款西戎（西夏）。”[1]（P718）应对辽、西夏两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，静观局势的变化，争取主动。庆历四年九月，余靖第三次出使辽国。回国后，即将敌情详细分析，建议朝廷利用辽、夏两国的矛盾，对元昊速行册封。他说：“臣又详观二敌形势，唯有速行册封。使元昊得以专力东向，与契丹争锋，二敌兵连不解，此最中国之利。”而“封册元昊在二敌胜负未分以前，则元昊有以为恩，契丹无以为词。”[1]（P724）庆历五年正月，余靖第四次出使辽国。他深知把握时机的重要性，指出“倘或朝廷怀犹豫之意，谋不早定，则事久变生，非我之利。”于是建议“先降赦命，差定夏国封册使，俾其知之，以坚西贼之心，专图北敌。”[1]（P725）

　　余靖四次出使辽国，深入异邦，了解敌情，可谓披肝沥胆，大智大勇，竭智尽忠。倘若邦交中言行稍有失误，即会招致兵戎相见，首先危及生命的是余靖本人。余靖在《吉州谢上表》里曾有记述：“虏帐怙强，沮我封拜。徇虏约则西戎怨，纳夏款则北狄怒。”“有死不避，见选于臣。单车即道，送者失色。握节以往，敢望生还？”

　　余靖出使不辱使命，圆满完成任务，并经多番了解，慎重地提出“斗二敌”的最佳策略，终为仁宗皇帝所接纳。宋朝册封元昊，使西夏解除后顾之忧，倾力与辽大战。经过六年的辽夏血战，辽国虽胜，但元气大伤。两国均无力侵宋。从而使宋与辽、夏边境得到较长时间和平，边民历经连年征战，亦得以休养生息。

　　由上可见，余靖在北宋为官40年，不论是当京官，还是做地方官；不论受宠幸，还是遭贬谪，都始终坚持清廉、公正、勤勉、明察、宽容、慎重六箴作为自己从政处事的原则，可谓文如其人。可见，蔡襄在前面诗中所云的风采只是余靖风采的一个方面，而余靖风采的精髓就体现在《六箴》之中。

　　综观余靖从政生涯，不愧是一个卓有建树、革新图治的政治家，杰出的外交家，有很深造诣的学者、诗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富有儒家道德涵养的正人君子。后人把它与唐开元贤相张九龄相比较，称之为“异代九龄”。而表现的“余靖风采”，无疑是封建社会士大夫的典范。从宋至今，都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。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，而且对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特别是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今天，正值纪念余靖1000周年诞辰之际，亦是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关键时刻，让我们批判继承先贤的“风采”，为振兴中华，统一祖国而努力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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